2013-8-16 │【转】延安“三三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作者:小白 | 发表时间:2013-8-16 11:39:55 | 分类:转载的 | 阅读:1266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外部压力极强大,内部条件极艰苦的状况下,稳定有序的运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于延安时期我党体制机制的完善,形成了抗日的合力,才赢得了抗日的伟大胜利。在外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能产生如此和谐的政权形式,无疑对今天和谐社会建设有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体制

  机制的质量分析

  抗战时期,我党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其阶级组合是多方位的,所有赞成和拥护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都参加了政权管理。使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为抗战动力,形成敌强我更强的抗战精神,有力支撑了反法西斯斗争。这种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就是有着长征精神底蕴并且严格量化的“三三制”。

  1.“三三制”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方向性

  (1)“三三制”的数量规定。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宣布:“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就是有名的科学机制——“三三制”。“三三制”规定在候选名单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还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机关的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该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由于各阶级阶层的精英都能进入管理层,民族的和谐便融入其中。自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均按照“三三制”原则改选新建政权机构。

  (2)“三三制”实现了民主政治的通畅性。“三三制”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体现了民主意识,疏通了民主渠道,使抗日政权服务抗战、服务人民。“三三制”政府实行抗日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罢免制度,彻底疏通了民主渠道。新的政权机构产生后,人民对政权机关工作有监督权,对工作人员有罢免权。人民行使监督和罢免权,除了在改选中检查政府工作外,还经常的随时随地的,而且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除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可以直接提出批评外,政权机关还主动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为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罢免权创造条件。人民行使选举、监督、罢免权,使政权机关干部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完全统一起来,保证人民政权的本质不变,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方向性。

  2.“三三制”体现了政权参与的公平性。量化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个科学领导结构,体现了民主公平的参与机制,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会议出席参议员216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救国会员、无党派人士、居住边区的国际友人。大会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七人,超过了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其他根据地也严格按照“三三制”的要求执行。“三三制”是调节解放区各抗日阶级之间关系的和谐的制度。它是共产党约束自己而不是强迫群众选举自己的制度。共产党员在解放区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使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占的比例不要过大,以便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管理政权,共产党不但要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

  “三三制”对构建

  和谐社会的启迪

  “三三制”是我党在革命党时期抗日政权的历史形态,作为执政党,不可能照搬,但却对我们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1.经济发达与社会和谐没有必然联系

  (1)经济发达与社会和谐的相关系数绝对不是1。我们知道,统计学上把两种现象之间的依存度用相关系数来表达,如果两种现象毫不相干则相关系数为零,两种现象完全相关则相关系数为1(或-1),说明两种现象的依存成为一次函数关系。对此问题可解释为,经济发达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和谐到什么程度;反之,经济不发达到什么程度,社会就不和谐到什么程度。显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即经济发达与社会和谐的相关系数绝不是1。

  (2)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历来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经过十年内战,封建地主经济大部分被摧毁了,农民虽已分得土地,但整个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必须争取时间休养生息。这时我党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以利休养生息。在1937年到1940年这四年边区财政中,有51.6%到85.7%依靠外援,本地只负担48.4%到14.3%。我们在经济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抗击日军,当时日军虽然几次打到黄河东岸,由于军民齐心,内部和谐,使日本军队始终未能渡过黄河。靠近国统区,由于我们进行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也能维持相对和平局面。

  今天的中国比延安时代的经济状况强百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不从精神支柱和体制机制上找原因,反而要从经济上寻求和谐基础,认为经济不发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和谐,这是没有道理的。

  2.社会矛盾凸现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没有必然联系

  (1)容人、用人激发人的活力的体制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时下有一种认识,认为在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的过渡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经济条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必要条件的另一极端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三三制”也能给我们以启示。我们知道,“三三制”政权形式产生于1940年3月。在抗战初期我党有国民政府每月提供60万元供给,经济状况比“三三制”时期好得多,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并不和谐,一是党内有王明为代表的党内“悲观派”,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主张服从国民党蒋介石;二是党外抗战人士,包括地主资产阶级阵营内的抗日精英,对共产党抗日政权心存疑虑,因此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呈现种种矛盾。因而,在未实现“三三制”政权前,我抗日根据地虽然在供给上有一定的保障,但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速度并不是太快,发展快速时期是在实现“三三制”之后的抗战中后期,这时虽然国民党对抗日政权进行封锁,对抗日根据地军队进行围剿,我党的抗日根据地反而以较快速度扩张。

  (2)“拉美现象”的实质在于民族精神的崩溃和体制机制的漏洞。拉美国家为什么经济出现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精神支柱,在于体制机制的僵化,使执政者无力主导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于是,执政者寻求外国财团支持,发达国家大财团乘虚主导了拉美国家的金融,控制了其经济命脉。而这些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全面敞开经济政治大门,致使拉美国家局势失控,给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可见,快速发展的动因,体制机制的和谐有序十分重要。如果体制不顺,不是和谐有序,在高速发展期确实可以引出大量社会问题,即所谓“拉美现象”;如果体制与经济发展和谐度不够,则可能会引发一些矛盾,但却不会引发出像拉美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的体制状况基本如此;若体制变化与经济变化能保持动态平衡,则虽然会产生出不少社会问题,但很快会得到缓解。既然是三种情况就不能以偏概全。

  既然是三种情况就足以供后发国家趋利避害,跳出怪圈。经济高速度同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并没有必然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只同超常的高速度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是体制与经济不和谐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完善体制机制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总之,延安时代的体制机制所产生的动力、活力、控制力为我们揭示的体制机制与发展的关系定律的核心在于,要理顺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键是在于加大推进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对于广东的发展,亦应从这一定律的内涵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者单位 中共江门市委党校)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巧妙运用“三三制”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抗日的合力,赢得了抗日的伟大胜利。快速发展时期,体制机制的和谐有序十分重要。如果体制不顺,不是和谐有序,在高速发展期确实可以引出大量社会问题,即所谓“拉美现象”;如果体制与经济发展和谐度不够,则可能会引发一些矛盾,但却不会引发出像拉美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的体制状况基本如此。若体制变化与经济变化能保持动态平衡,将能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